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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沙娜:父亲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

常沙娜在展览开幕式上。

南都:你十几岁就随着父亲去了敦煌。当时敦煌的生存环境恶劣,母亲又因为种种原因离你们而去,你和弟弟、父亲三个人如何在敦煌相依为命?

常沙娜:生活当然很艰苦。我本来在酒泉河西中学上中学,因为母亲离开,我也就回来了。我弟弟没人看,我爸爸也没人照顾了。我回来照顾我弟弟,又当姐又当妈。我爸爸整天吃喝拉撒睡的条件太差了,但是他带头种树,带头种菜,鼓励大家好好地干。

南都:学习和临摹敦煌壁画是你从艺之路的开端,当时谁是你的艺术领路人?

常沙娜:我临摹壁画是跟着大人开始的。大人在前边临,我在后头跟着临。我自己很喜欢,不要大人来催我,来逼我。我跟着画,画出来的效果大家都夸,才十几岁画的东西不比大人差。我很感兴趣。

我虽然以临摹为主,但是我在酒泉认识了一个工程师的妻子,叫邵芳。她是北京人,搞工笔画搞得很好,而且会唱京戏。她在酒泉没什么事儿干,但她画得很好。暑假的时候她就跟我一块儿回到敦煌莫高窟临摹,看她画的东西,笔呀墨呀也特别好,我爸爸就聘任她为敦煌研究所的临摹员。她人特别好,也帮助我。我跟她学习了怎么勾线,怎么用色,特别有意思。

后来学历怎么办呢?敦煌是县级市,它也有个中学。我到了快期末的时候,也去上几周课学一学,然后去参加考试。初中是在那儿学完的。但是在那个阶段,这些老一辈的人,通过学习让我知道时代的发展,历史、美术史的发展。还让我阅读小说,《红楼梦》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这些小说都让我看。我也比较勤奋,用晚上的时间读书。董希文的妻子张琳英,那时候叫她张姐姐,教我怎么给我弟弟做衣服、做饼干。十几岁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。

吕斯百是我干爹,我爸爸在法国的好朋友。他当时在南京,我还跟他通信,他问我近况怎么样,我就把学习、临摹的心得体会写信告诉他。他就这样协助我爸爸教育我。身边的这些长辈,他们对我的教育都很重视,和我们家关系都很好。那个年代很苦,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很和谐,互相照顾、互相帮助。

张大千留了张“野蘑菇”地图

南都:1946年,你和父亲就在兰州举行了“常书鸿父女画展”,展出了你临摹敦煌壁画的一些习作,让人们第一次认识了你这个“敦煌少女”。当年办画展的缘由是什么,效果如何?

常沙娜: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国民政府从重庆迁都到南京。迁都以后,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本来归国家所有,后来就取消了。我父亲为了这个事儿奔走呼吁,他认为不能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。在兰州,有人建议,你把敦煌壁画搞个展览,宣传一下。那时候我也临摹了一些敦煌壁画,于是搞了个父女展。

当时于右任也很赞成。于右任是陕西人,他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的,他一直很支持不要撤销敦煌研究院。后来他也支持办父女展来扩大敦煌的影响。

在兰州的父女展展出以后,好多人也才知道我也在临敦煌壁画。因为那时候还小,才十几岁。父女展之后,我父亲到了重庆去呼吁。办这个画展就是为了呼吁、宣传敦煌的重要性。

南都:上世纪40年代,张大千也在重庆办过敦煌的展览,也对敦煌文化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你父亲和张大千在敦煌有来往吗?

常沙娜:张大千到敦煌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两年。赶上我父亲也在那里,他们有时候还聊天儿。张大千的临摹方法不一样。他不是亲自去画,他很多助手。他的助手很多是西藏画唐卡的匠人。但是他临摹的方式我父亲是不同意的。他用拷贝纸让助手用图钉钉在壁画上。第二,张大千提出来,敦煌壁画上的黑颜色是氧化后的颜色,黑色的过去是红色。我父亲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。再一个,张大千提出要“恢复临摹”。

后来我父亲说,临摹有三种。一种是客观临摹。破损的裂缝、已经剥落的壁画部分也临摹出来,让你看到敦煌壁画的现状是怎么样。这是研究性的。一种是整理临摹。虽然旁边的部分破裂了,但是不要慌,你把好的地方一直保存下来,恢复起来,这叫整理临摹。张大千提出“恢复临摹”,就是把他认为是黑颜色的画成红颜色。所以后来他临摹的东西都是大红大绿的。

但这个要用科技手段来分析。有的是真的氧化了,有的本来就是黑的。不是简单的是黑的原来就是全红。后来我有两张临摹画也是红红绿绿。董希文按照张大千的意思也试了一次临摹,我也跟在后头去画。临出来跟壁画的现状完全不一样。

后来我父亲就统一地更正了。我们一般不叫客观临摹,我们认为整理临摹是最重要的。我父亲禁止工作人员用图钉。但是张大千临摹了很多的东西,我父亲说,赶快利用他已经临摹下来的成果,我们研究所用纸再临一遍留下来,但不能再在原壁画上临了。

我的一些画作是大人已经临摹好的,我再临一遍。有一些就让我练习,素描的原则,打格子,然后一笔笔画。我原来临摹的那些壁画,原来很清晰的,现在看不清楚了,慢慢地淡了。跟樊锦诗说的一样,敦煌石窟跟人一样在慢慢衰竭。

南都:1943年张大千离开敦煌莫高窟的时候对常书鸿说,你在这里是服长期的、无期的徒刑。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?

常沙娜:那是他俩开玩笑。张大千在敦煌来来去去加起来两年。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留在那里,他有助手帮他。他跟我父亲说,我走了,你在这里服无期徒刑。他给了我父亲一个单子,跟我父亲说,我走了你再看。因为敦煌没有蔬菜,我父亲提倡种树、种菜。我父亲打开一看,原来张大千说,我告诉你有个地方可以找到蘑菇。单子上列的就是能找到蘑菇的地方。我父亲看了就笑了。根据这个单子去找,真的有野蘑菇!

常书鸿说,死了也要回敦煌

南都:这次的“花开敦煌”展览,主要展出了你哪些部分的作品?

常沙娜:这个展览是2013年开始的。当时文化部老部长蔡武说,你在北京搞一个展览。这个展览第一次在今日美术馆搞,把敦煌保留的,或者我手头保留的、我爸爸保留的临摹画稿都给展出在这里。让黄炫梓(Tina)来策划,把今日美术馆这个展览搞好。Tina很重视,她和中国美术馆前任馆长范迪安很熟,她从台湾到北京来,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。她的思路很好。于是委托她来筹划。这一筹就没完了。一般一个展览完了就完了,她老想着继续搞下去。后来搞了十几个地方。除了国内上海、深圳的好多美术馆,也去了土耳其、俄罗斯、法国。开始不太重视,是常沙娜临摹的东西,大家无所谓。越到后来大家越重视,因为又是丝绸之路,又是敦煌的摹本。

除了我临摹的画稿,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强调的,花卉写生。佛教的花卉以莲花为主。为什么佛教喜欢莲花呢?因为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,你看佛像的台座都是莲花瓣。后来我们的老院长说,传统图案已经形成了,但是我们还要重视大自然的花卉。太丰富了,太多样了。南方的,北方的,有各种形式的花卉,要善于画。所以这个展览也有花卉。

除了我临摹的东西,我后来就重点搞设计了。在林徽因的影响下搞景泰蓝设计。我把敦煌专题的图案跟工艺美术结合起来,跟丝绸、头巾结合起来,跟景泰蓝、陶瓷结合起来。把这些设计的品种也放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展览越搞越大,越搞大家越觉得有意义。

南都:这个展览也是70年后你和父亲的又一个父女联展。在这次展出的常书鸿的作品里,你觉得哪一张是最精彩的?

常沙娜:我父亲跟我不一样。他的工作就是守在敦煌莫高窟,保护莫高窟一千多年的文物。他第一个是要保护。刚去的时候,很糟糕,连个栈道都没有,上下得爬蜈蚣梯,都没法走。我父亲把栈道给修了,把流沙给封起来了。保护第一。然后他再从事研究,感受了壁画之后他再画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

他不是画的敦煌的壁画,他用油画来表现敦煌的东西、表现莫高窟的风景。但是油画已经改变了,不是原来在法国画的油画了,都综合在里头了。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再画油画了。我经常看到他画了一半,有人把他叫走了,有事情来不及了,就半拉的、未完成的作品有留在那里。我父亲不是再去重复壁画里的东西,他不是搞专门研究的。他当时在四川的时候画农民像,到了敦煌也画农民,他把敦煌的环境画出来了。

南都:父亲晚年调任北京之后,是否还一直惦念着敦煌莫高窟?

常沙娜:后来邓小平同志、聂永真同志去敦煌,他都陪同。他那个时候在兰州摔了一跤。他在兰州也在西北师大兼职。摔了一跤以后,他的生活能力比过去差多了。邓小平说,常书鸿到了退休的时候了,让他在北京度过晚年,享受部级待遇。就把他接到北京来了。

他老觉得在北京是做客人。他也说,我在这里是当客人,我以后还要回敦煌,我什么时候回敦煌,你们一定要掌握好。这句话我印象很深。我在北京,住得近,也经常去看他。我父亲老是跟我说,沙娜,我在这里老是做客人,我以后要回去,等我死了一定要回敦煌。他的心,他的整个的一生,都献给了敦煌。